乱世烽火中的忠诚元辅

索綝（？—316年），字巨秀，敦煌人，索靖少子。索靖五子，均有才华，以索綝最知名，官位也最高，争议也最大。

索綝自幼才华颖异，“少有逸群之量”，索靖也寄予厚望，说：“綝廊庙之才，非简札之用，州郡吏不足污吾儿也。”在索靖看来，索綝是栋梁之材，不能让他去州郡做刀笔之吏。正因此，索綝初仕即任太宰参军，跟随国家大员锻炼；然后他又任黄门侍郎，这是近侍之臣，也是优秀青年的仕途超车道。此外，索綝还曾任好畤、长安等县令，这都是“大县”，也是关中的紧要之地。显然，朝廷把索綝作为重要后备干部来培养。

“八王之乱”起，诸王轮流专权，皇权衰微。永兴元年（304年），成都王司马颖挟持晋惠帝迁都邺城，随即被幽州刺史王浚攻破，晋惠帝被迫流亡。这时，索綝与右将军张方一起赴邺城接回晋惠帝，因此索綝被晋升为鹰扬将军，从此走上了军旅之路。其履历与索靖相似，即先文后武，这应该与其家族所承传的西北豪族尚武之风有关。索綝后来任南阳王司马模从事中郎、奋威将军等职，率军与前赵刘聪作战。

永嘉五年（311年），刘曜攻陷洛阳，俘虏晋怀帝；接着攻陷长安，杀司马模。西晋政权已如风中之烛，摇摇欲坠。面对如此惨痛的乱局，索綝哭泣道：“与其俱死，宁为伍子胥。”与其被杀，不如学伍子胥，转投势力，伺机报仇。无论如何，这都体现出他对西晋朝廷的忠诚。所以，当晋怀帝被俘后，他奔赴关中，联合豫州刺史阎鼎（甘谷人）、安夷护军麹允（金城人）、雍州刺史贾疋（武威人）、扶风太守梁综（安定人）等，扶持晋愍帝登基，稳定宗庙，保留了延续晋室的微弱希望。此时的他，俨然就是西晋的文天祥。索綝因为迎立之首功，而被任为侍中、太仆，接着升前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征东将军，随后又晋职太尉，“军国之事悉以委之”，而且还“承制行事”。索綝成了愍帝朝廷的第一大臣。

愍帝的长安朝廷四面楚歌。为了救急，愍帝以司马睿都督陕东军事，司马保都督陕西军事。可是，司马睿不想北上，仅仅聚保江南；司马保不听号令，龟缩在上邽。朗朗乾坤下，忠诚可靠的只有金城人麹允和敦煌人索綝。麹允、索綝确实也顽强抵抗刘曜，并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，但总体上他们势单力薄，最终还是被刘曜击败。愍帝携索綝、麹允投降。麹允见愍帝被辱，发愤自杀，成了殉职的忠臣。而索綝则和刘曜发生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，然后被杀。

投降前，索綝写信给刘曜，说如果刘曜许以“车骑、仪同、万户郡公”，他就投降；如果不给高官，他就继续抵抗（《晋书?索綝传》）。这似乎是要发国难财，以国贩人而谋己私利。刘曜攻破长安后，说索綝是“天下之恶”，杀之。这个对话，从来都成了嘲笑和批判索綝的基本素材，索綝也似乎成了西晋的汪精卫。对此，我们不以为然。吕思勉先生说：“刘琨、麹允、索綝都是很忠勇的。”（《三国史话》）还说麹、索是“志节之士”（《两晋南北朝史》）。吕思勉是与陈寅恪并称的著名史家，他肯定不会率意结论。假如索綝真的想要发国难财，他又如何称得上“忠勇”“志节”？事实上，除了索綝与刘曜之间的这通对话外，索綝的其他行为完全称得上是无限忠勇。可此前无限忠勇，与此后毫无下限的卑鄙，何其差别之大邪！这完全不合情理。

我们以为，索綝之所以这么做，还是想在刘曜手下谋得一份有军事实权的职位，实现像伍子胥那样的翻身、报仇。“与其俱死，宁为伍子胥”，可看作是索綝在面对生死选择时早就预设好的方案。假如他是逐利而动的投机政客，那他早该在贾南风、司马伦、司马颖等帮派之间做出选择，或者在与刘曜作战之初就卖国求荣，而不应该等到最后去向匈奴人要官。

索靖在“八王之乱”初起时，预感天下将乱，曾有“铜驼荆棘”之叹；索綝完整走完了西晋的穷途末路，对此，他也必有预感，这个预感，就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仿效伍子胥，寻求东山再起。所以，吕思勉先生说：“（索綝）盖犹阴有所图，冀存宗社于万一。”实在是穿透历史的高见。而其他关于“索綝的投降闹剧”之类的看法，应该是皮毛之论，“卑之无甚高论”。

另外，以索綝为中心的转战于永嘉之乱中的凉州人，在国事糜烂之际，仍然竭尽全力，忠诚护主，亦令人感动。这些人，除了前文提到的贾疋、梁综、麹允、阎鼎之外，还有卫将军梁芬、冯翊太守梁纬、北地太守梁肃、尚书梁允、侍中梁浚、安定太守焦嵩、安定功曹皇甫澹（以上均安定人）、侍中辛勉、尚书郎辛宾（均临洮人）、雍州刺史麹特、北地太守麹昌（都是金城人）、河阳令傅畅（北地人）等，尤其是麹允和索綝，分别任尚书左、右仆射，为晋愍帝最倚重之人。这样的群体品格，应该有着地域文化的影子，值得表彰。

当长安被刘曜包围、城中食尽、人人逃奔时，“惟凉州义众千人，守死不移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八九）。苻坚所谓“关西多君子”，信哉！由此，再联系陈寅恪先生的观点，“凉州一隅”曾保存华夏文化之正脉，有继绝扶衰之功，从索綝等人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他们确实是中华正统文化的忠诚践行者，也从行动上印证了陈先生历史洞见的正确性。

（执笔：清辉    编辑：王丽娜）